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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观察

后续安置暴露问题 不能让被拐卖儿童受“二次伤害”

2018-04-23 20:40:57

  检察官在办理两起特大拐卖儿童犯罪案中发现,很多被拐卖婴幼儿“无家可归”,后续安置暴露诸多问题——

  不能让被拐卖儿童受到“二次伤害”

  “11名被拐儿童现被安置在鲤城区福利院……”这是福建省泉州市检察院未检处向省院未检办提交的第五份《拖某某等9人涉嫌拐卖儿童犯罪、张某某等4人涉嫌收买被拐卖的儿童犯罪一案阶段性汇报材料》中的内容。

  目前案件一审仍未判决。“我们期待11名儿童都被合法收养!”4月17日,泉州市检察院未检处处长洪藜莹告诉记者,该院承办人在办案的同时,对被拐卖儿童一直在跟踪协调安置,其间遇到不少困难,需要司法机关、地方政府、社会力量形成有效合力。

  有类似感受的,还有浙江省温州市检察院未检检察官王玮,她承办的“浙江温州章显辉等35人拐卖儿童案”(下称章显辉案)在今年3月底入选全国妇联第二届“依法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十大案例”。她认为,应加强社会福利机构、儿童救助保护机构建设,杜绝被解救儿童被寄养在收买人家庭等怪现象。

  “父母卖儿”“零口供”导致孩子“回家难”

  1月16日至17日,拖某某等9人涉嫌拐卖儿童犯罪、张某某等4人涉嫌收买被拐卖的儿童犯罪一案(下称拖某某案),在福建省德化县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泉州市检察院副检察长樊美清及该院未检处两名检察官出席法庭支持公诉。

  本案为最高检、公安部联合挂牌督办,受到各方关注。在两天的庭审中,公诉人出示了大量详实、系统的证据,指控被告人拖某某从四川省联系新生男婴父母或即将分娩的孕妇,以人民币4.5万元至9.8万元不等的价格买卖男婴11名,从中收取介绍费非法谋利。办案中,泉州市检察院成立专业化办案组,克服了涉案人员众多、犯罪手段专业、被拐儿童数量大,犯罪地跨省、讯问补证工作量大等系列难题。不过,被拐卖儿童的解救安置难度之大,还是超出了预想。

  “送被拐卖儿童回到亲生父母身边,是解救安置的第一选择。”洪藜莹表示,2015年8月,民政部、公安部联合印发的《关于开展查找不到生父母的打拐解救儿童收养工作的通知》规定,对于打拐解救的儿童,应首先寻找其亲生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并及时送还。查找不到的,应送社会福利机构或救助保护机构临时抚养,并采集血样、发布寻亲公告。满一年无人认领的,方可进行送养。

  但在办理拖某某案中,洪藜莹和同事们发现,11名被拐卖儿童的信息,在公安部的全国打拐DNA数据库中查找不到。“如果找不到亲生父母,则无法认领回家。”洪藜莹痛心地说。

  问题在于,“出卖亲儿”的父母,也并不会随着主犯、从犯的落马而自然浮出水面。洪藜莹介绍,在拖某某案中,第一被告拖某某、第三被告陈某某在侦查阶段始终“零口供”,在检察官提讯后他们供认了部分犯罪事实,但并没供述出11名儿童的亲生父母真实信息。“被告人声称,婴儿父母只提供了这些身份信息。时至今日,11名儿童的亲生父母及其他监护人未能查找到,这为安置工作带来难题。”洪藜莹说。

  王玮对被拐卖儿童的“无家可归”也深表痛心。她告诉记者,在她承办的章显辉案中,被拐卖的儿童共计27名,仅15名得以查明去向并获解救,但通过公安部打拐DNA信息库比对,同样找不到15名儿童的任何信息。最后,仅2名婴儿找到亲生父母,其中一名因家境贫寒不愿领回,另一名是未婚私生,经司法机关多次做思想工作后,由外公外婆领回抚养。

  在王玮看来,被拐卖婴幼儿“无家可归”还有几方面原因:犯罪地横跨云南、浙江、福建等多省、市;经层层转手,交易对象、中介人经常变换;被告人存在畏罪心理,为掩饰罪行、包庇下家,往往不愿如实交代婴儿去向、收买人信息等。

  “弃婴”处置监管不力让犯罪分子钻了空子

  弃婴,成为造成被拐卖婴幼儿“无家可归”的一个重要原因。

  2015年2月的一天,在温州市区一家医院住院部门口,浙江省苍南县居民温某、范某,从该市退休返聘在私立医院的妇产科医生李秀春处,以4.7万元购得1名男婴。同年6月,侦查机关在苍南县抓获温某、范某等人,并将该男婴解救。

  这是章显辉案中的同案犯李秀春的犯罪事实之一。在2016年4月一审开庭时,李秀春辩称自己是“做好事帮助病人处理弃婴”,并非贩卖,其所经手的婴儿都是父母“不要的”,她并未从中谋利。

  王玮等承办人走访了李秀春曾工作的医院,调取了多份证据,有力地驳斥了李秀春的辩解——认为李秀春贩卖的婴儿来源可疑、交易场所隐蔽、交易价格有决定权、对婴儿去向漠不关心。最终,李秀春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

  司法实践中,一些地方的私立医院对新生儿出生登记管理不严格、弃婴监管存在欠缺,导致有的弃婴被无良人员抱走“贩卖”,还导致一些病弱弃婴生命健康受损。

  采访中,王玮建议加强医疗机构对新生儿的登记管理,构建完善的弃婴处置程序和监管机制,让弃婴得到及时有效救护,防止拐卖婴儿的不法人员钻空子。

  在拖某某案庭审中,拖某某等被告人辩称“这些孩子是父母‘养不起’‘不要’的,帮他们找到收养人不是犯罪”。洪藜莹回忆,“我们在法庭上明确指出,要严格区分借送养之名出卖子女和民间送养行为的界限,区别的关键在于——是否有非法获利的目的。合理的送养不应以金钱为唯一目的、与买家‘讨价还价’、向收养家庭要近10万元的高额‘营养费’、伪造身份信息签订虚假的‘赠养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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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检察日报
编辑:王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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